電影《腦男》，是改編自首藤瓜獲得江戶川亂步賞的傑作。
反派是天生無情感的病態天才少女，自幼開始殺人，包括雙親；
主角也是天生無情感、身體無知覺的天才少年，生長在富裕的家庭，
卻缺乏自主意識，只接受指令。
原先祖父請專家教導他正常的行為模式，
後來雙親車禍身亡，肇事者逃逸，
便改為偏激地將少年訓練成殺人機器，盼他以「私」法懲奸除惡，
主線就是這兩人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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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時候，又看了一部真實案件翻拍的電影──《刑法39條》。
一個年輕人看似毫無動機地殺了一家人，
沒有奪取財物，坦承犯案卻行為異常，於是辯護律師主張心神喪失；
經過反覆的精神鑑定，幾乎要確認適用日本刑法39條：
「心神喪失者之行為，不罰。心神耗弱者之行為，減輕其刑。」
但鑑定師助手察覺細微的不對勁，申請重新調查，
才發現死亡的男主人在少年時期曾姦殺女童，
卻因適用刑法39條而獲判無罪。
經過峰迴路轉的劇情，發現年輕人正是被害女童的親哥哥，
他向別人購買了新的身份，策畫多年展開報復，
看準的便是表現精神異常、及「無蓄意謀殺動機」兩點
（因為新身份和這家人並無任何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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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兩部片，很適合跟上篇的小說合併討論。
《竊盜城》（The Town）中，一個出獄後繼續不斷犯案的人說：
「你知道坐牢最可笑的是什麼？囚犯假裝他們想要出獄。」
作者諷刺地展現出罪犯假釋出獄再度犯行的過程，
似乎主觀地打了精神分析、感化教育一巴掌。
第一部電影的女精神鑑定師，年幼弟弟被少年犯以殘忍的手法殺害，
她選擇大膽挑戰傳統，以家屬身份長期接觸犯人，
透過所謂的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引導他。
此後該少年種種行為讓所有人都相信他已隨時間反省及悔改，
事實上獲得假釋後，一出獄便馬上犯行。
這到底是制度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
日本和臺灣一樣是成文法，學過法律的人都能體會，
條文有限、現象無窮，因此會產生所謂的「法律漏洞」。
第二部電影亦拋出幾個值得深思的議題，
例如未成年犯罪刑罰較輕，倘若少年犯手段兇殘勝過成年罪犯，
也適合減輕刑罰嗎？
和書一樣，沒有答案，留給觀眾和讀者們思考。
此外，盧春如《上帝的黑名單》及Discovery殺人魔特集中皆提到：
連續殺人犯的共同特徵之一，是對殺人並無常人般的情緒起伏，
可能是基因中決定了某些較罕見特殊的人格特質，
使得生理、心理互相影響，導致較高的行為脫序可能。
這些人在犯行並得到懲罰後，到底有沒有資格重返社會？
或，他們有沒有資格繼續活著？
回到《空洞的十字架》；
書中介紹了日本過去司法改革之一：「犯罪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
簡單來說就是家屬開庭時本來只能在旁邊聽，
修法後可以審問證人和被告、表達意見，贊成極刑者也能互相鼓勵，
彷彿走進法庭戮力使罪犯被判死，是一個必須積極達成的目標。
「你也很慘對吧？兇手很冷血對吧？我們一起努力讓他死好不好？」
看在客觀第三方的眼裡，被害人家屬儼然搖身一變成為互助的殺手，
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皇上有很多想法，但並不覺得是標準答案。
善惡間有灰色地帶，也曾承受過司法體制不完善所帶來的傷害，
但我仍能客觀，是因為有足夠的智慧尊重別人的智慧。
如同大多數的被害家屬一樣，我有自己的答案，
不標準，但，是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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